黄金武士
美國政客高舉倡導民主旗幟只是為能有藉口插手別國爭取美國政客獨霸世界資源的最大利益. 扶值馬可斯, 蘇哈圖, 扑正熙, 巴列維, 沙地, 約旦…政權就是史證. 高舉倡導民主旗幟的好處是美國可以用各途徑(如中情局直接資助/變相間接優惠/平賣貴買/方便/轉贈設備材料/供應情報….)滲透別國的商界/財經界/傳媒/學界/社福界/政界從而扶值美國利益的代理人當選=打倒反美政團.
民主制度最好被美國鬼運用之處是民主制度要進行撰舉, 撰舉活動工程必要花大量錢. 反美政團撰舉經費遠遠少於美國鬼幕後支持的政客(美國利益的代理人)從美國鬼源源不絕的黑金, 近年東歐多個顏色革命成功由親美政客得手後批給美國空軍新基地, 航道, 石油開發….等. 若該國無民主撰舉, 美國鬼就不易用銀滲透別國的商界/財經界/傳媒/學界/社福界/政界興從而扶值美國鬼利益的代理人了. 美國政團咪一樣要找千億元來搞撰舉活動, 所以必要向軍火商, 石油商, 藥商, 財祓外匯炒家基金佬的錢看. 軍火商, 石油商, 財祓外匯炒家基金佬才是美國政團的幕後操控人. 美國發動戰爭實是為軍火商銷存貨/創造生意. 美軍撰總統, 美軍自以為戰死為國, 實只是被政客賤賣給軍火商, 石油商去為他們掠奪別國資源而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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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黄金武士" 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 佩吉·西格雷夫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连载自: http://book.sina.com.cn/nzt/his/goldwarrior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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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大的一个秘密二战期间，日本以武力践踏亚洲各国的同时，一直执著而隐秘地实施一项掠夺被占领国财富的“金百合计划”，计划最主要的组织者均为皇室成员。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数以万吨的财宝被藏匿在菲律宾各地以及随船沉于海底。奇怪的是，战争结束后，这笔财富像蒸发了一样，在史料上难见其踪。是谁同日本一起掩盖了这一秘密？又是谁用这笔财富催生了世界政坛上不可见人的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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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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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里，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将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崇山峻岭中进行着最后的抵抗。与此同时，数名地位显赫的日本皇室成员在附近的山洞里指挥隐藏大量抢劫来的金砖和其他宝藏，以便来日他用。这些宝藏是亚洲12个国家历经数千年积累的财富。
在此之前，随同日军行动的专家组有计划、有系统地洗劫了这些国家的国库、银行、工厂、私宅、当铺、艺术馆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同时，日本的黑帮也洗劫了这些国家的黑社会及其所拥有的钱财。这方面，日本做得比纳粹德国要彻底得多，日本军队如同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横扫了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赃物经朝鲜由陆路运抵日本，但由于美国潜艇在1943年完全封锁了海路，因此由海路运输的其余赃物只能到达菲律宾。藏匿这些财富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日本在军事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有了这些财富，日本在经济上则没有输。
在日本皇室成员的监督下，日本在菲律宾建造了175个“皇家藏宝金库”。1945年6月初，当美国坦克离巴姆邦(Bambang)不到20英里时，在一个离地面220英尺的名为“8号隧道”并堆满金块的地下建筑里，为建造这175个皇家藏宝金库的175名总工程师的告别宴会正在进行。
①入夜，他们喝了很多日本米酒，高唱爱国歌曲，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万岁”。午夜时分，山下将军和其他的皇室成员悄悄地溜了出去，与此同时，在通向外界的通道里，预先准备好的炸药被引爆，工程师们都被活埋，而他们建造的宝库则成了永远的秘密。
②在日本皇室成员乘潜艇逃往东京的3个月后，山下将军向美国军队投降。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埋事件直到最近才为人们所知，那些被掩埋的宝藏在此之前也被人们认为是想象中的“山下黄金传奇”。
但是，一位目睹这一活埋事件的见证人带我们去了8号隧道，并描述了他的个人亲历。二战期间，年轻的菲律宾人本·维尔莫雷斯(Ben Valmores)是负责封存菲律宾境内所有皇家藏宝金库的皇室成员的贴身男仆。这名皇室成员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点感情用事，在炸药被引爆之前的最后一刻，他让本·维尔莫雷斯从8号隧道出来，使本捡回一条命。当我们采访他时，本已是一位七十五六岁的老人了，身体欠佳。在此后数个月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1943～1945年陪伴这位皇室成员的所见所闻及个人经历。
日本在亚洲掠夺战利品的运输和隐藏等工作由裕仁天皇的最有魅力和教养的弟弟秩父宫雍仁(Chichibu)负责监督执行，其机构代号是天皇所作诗歌中一首诗的题目———金百合，其他皇室成员负责日本占领区的金百合机构的其他分支机构。最近，我们从日本消息来源得知本的战时主人是竹田宫恒德(Takeda Tsuneyoshi)，他是裕仁天皇的表兄，明治天皇的外孙。
1998年，我们用众多皇室成员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测试了本。我们把所有皇室成员的姓名隐去，而本却能立刻辨认出竹田宫、裕仁天皇的两个弟弟秩父宫和三笠宫崇仁(Mikasa)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朝香宫(Asaka)。本说他侍候过他们，在他们编制财宝目录和封存财宝时，他为他们倒茶端水、送饭、递香烟。本是一个种水稻的农民，从未离开过菲律宾，因此他迅速而又正确地辨认出这些皇室成员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看到竹田宫的照片时，本神情凝重，并开始低吟日本民歌《樱花盛开》，他说竹田宫常在他面前唱这首歌。
在写《大和王朝》那本书的最后阶段，我们得知1945年10月，美国情报人员发现了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些藏宝金库的地点，并秘密地取回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白金及零散的宝石。如果这一信息是真的话，那么它揭示了一个美国政府掩盖了半个世纪、不同寻常的国家秘密。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进一步调查，因而有了《黄金武士》这本书。下面就是我们自那以后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1945年9月2日，在接到日本正式投降的通知后，山下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从位于开延干(Kiangan)的要塞里出来，把他们的军刀交给了由宪兵少佐杰克·肯沃西(Jack Kenworthy)率领的一支部队。随后，他们被带到了位于马尼拉郊外的新比利贝德(New Bilibad)监狱。
③ 由于数月前岩渊三次(Iwabuchi Kanji)海军上将手下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马尼拉所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没有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山下让他们离开了该市)，山下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且审判期间没有提到日本抢劫财宝的问题。但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隐蔽的审判议程。由于只要拷打山下将军就会被他的辩护律师所发现，因此山下没有受到折磨，但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受到了拷打，山下的司机小岛(Kashii)少佐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④自1944年，山下从满洲调来接管菲律宾的防守任务后，他一直是山下的司机。负责对小岛拷打的是一位美籍菲律宾情报官员，名叫塞韦里诺·加西亚·迪亚斯·圣罗马纳(Severino Garcia Diaz Santa Romana)，他是一个有许多名字及多重性格的人。他的朋友称他为“桑蒂”(圣诞老人)。他要小岛交代他驱车送山下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金块和其他宝藏。
⑤10月初，小岛终于招供，并带兰斯代尔和桑蒂去了位于马尼拉北部山区的十几处藏宝点，其中两处很容易就被打开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从麦克阿瑟将军到杜鲁门总统，对藏宝金库里所放的东西都感到震惊。
在桑蒂及其助手着手打开其余藏宝金库的同时，兰斯代尔上尉先后飞往东京和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汇报。杜鲁门在同顾问班子讨论以后，决定继续挖掘金库并高度保密， 计划将发掘出的赃物———金块、现金、宝石及其他的贵金属，同在欧洲发现的轴心国的赃物一道被单独存放，用以建立一个秘密的反共政治行动基金。
⑦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军队官员提供的消息，杜鲁门政府因此得到了几乎是无限的资金来源，用于秘密行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笔“黑金”被美国政府用作加强其盟国财政、贿赂政客、操作选举以及成为更黑暗的所谓“潮湿工作”(“wet work”)的一个重要基础。20世纪40年代末，用日本战时掠夺来的赃物来赞助这些秘密行动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苏联当时在全球正在积极地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使“自由”世界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本书的目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揭开这一秘密，提出并考察这些决定所带来的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同我们一样，许多读者会对这些资料感到吃惊。一些人会对杜鲁门的战略决定感到不安，而另外一些人则会表示完全支持。研究和评判杜鲁门的决定并不属于本书的范畴，本书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报告。当然，杜鲁门的这一决定是经过长期讨论以及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而且也不是杜鲁门一人做出的。
用战争掠夺的赃物建立全球政治行动基金的想法，最初是由罗斯福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亨利·L. 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想出的。战争期间，史汀生让他的一个智囊考虑轴心国掠夺来的赃物以及战后如何处理这些赃物的问题。由于战争形势对轴心国不利，这些赃物被发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些战利品大芳是从被占领国家及其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并以金砖的形式保存。为了排除找到其原先主人的可能性，这些黄金被融化，重新浇铸为金锭，并被标上了纳粹党所用的?畚字记号和德国中央银行的黑鹰。另一些难以物归其主的原因是：许多原先的主人已经死亡；原来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东欧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因此，归还这些赃物似乎已不大可能。
史汀生处理这个问题的特别助理是他的副手约翰·J. 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和顾问罗伯特·B. 安德森(Robert B. Anderson)。他们都很精明，而且后来在政府和银行业方面颇有成绩：麦克洛伊后来当上了世界银行的总裁；洛维特官至美国国防部部长；安德森则成为美国财政部长。他们当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建立一个被非正式地称为“黑鹰”的信托基金。1944年7月，当44个国家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安排战后世界经济时，美国同其盟国第一次秘密地讨论了信托基金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高级官员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这些高级官员中包括中央情报局驻马尼拉的站长、中央情报局前副主任雷·克莱因(Ray Cline)。1945年，他知道桑蒂的发现；90年代，他继续参与了掩盖花旗银行、蔡斯(Chase)银行和纽约其他银行仍然保存的日本掠夺赃物的行动。
在向杜鲁门及华盛顿的其他官员包括麦克洛伊、洛维特和史汀生汇报后，兰斯代尔上尉与罗伯特·B. 安德森一起于1945年11月返回到东京。
⑧然后麦克阿瑟与兰斯代尔和安德森一起秘密飞到马尼拉，视察了桑蒂已经打开的金库。
⑨他们漫步在“一排排被堆成2米高的金砖里”。仅从这些金库就可以看出，在数年里，日本从整个亚洲掠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富。日本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破产，而是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富有。 根据雷·克莱因和其他人的说法，由桑蒂和兰斯代尔在1945～1947年间所发现的金块被谨慎地存放在42个国家的172个账户上。
⑩这样做是有很重要的理由的。如果大量藏宝被发现的消息公布于众，成千上万的人会来认领，其中不乏许多骗子。在所有权方面，政府也会陷入困境。杜鲁门还被告之，如果公众知道存在着如此众多的“黑”黄金，将会引起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体系崩溃。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如此众多的国家把他们的货币同美元挂钩，而美元则同黄金挂钩，这样全世界的货币都会贬值，引起金融灾难。但只要对这一消息保密，价格就可以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价位上，美元也能保持坚挺，以黄金为后盾的国际货币就能保持稳定。同时，这些“黑”黄金将起到储备金的作用，支持每个国家的主要银行，从而巩固这些国家的政府地位。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存放在这些银行里的金块受到严密的监控，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限制使用这些黄金(这一程序被称为“专款专用”)。这使得华盛顿能够经常向这些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的主要银行施压。简言之，只要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与美国合作，在冷战中保持与美国结盟，这些沉睡的黄金就可以作为政治贿赂金用来保护当事人。
文件显示，在1945年至1947年间，大量黄金和白金被存到了世界最大的银行里，包括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这些银行成了黑鹰信托基金的主要机构。瑞士银行在信托基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战时瑞士是中立国，瑞士银行没有遭到掠夺、破坏及损失。瑞士银行的高级官员签署的文件表明，由这笔资产所担保的大笔贷款提供给了英国政府、埃及政府、中国国民党政权及其他挣扎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政府。
{11}问题是在“国家安全”的外衣下，产生了滥用权力的情况。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地下资金被用来行贿，被用在意大利、希腊、日本和其他地方的贿选；利润丰厚的信托基金为大人物效劳；黄金的持有证被作为诱饵而投放。在那些聪明人手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一些最大的银行以它们的金库里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黑钱为筹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回顾过去，出于爱国目的和高尚事业的需要，追回金百合藏宝库所藏，并建立黑鹰信托基金是件容易做到的事，但在冷战期间要用好这么多的黑钱则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时所谓的“国家安全”使得要审计这些钱的使用几乎不可能。为了掩盖存在这笔财富的真相以及确保美国在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席卷亚洲的共产主义浪潮中的地位，华盛顿还做了其他滥用权力的事情，在外交方面撒了许多弥天大谎，特别是有关日本的谎言。美国想要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的反共堡垒，因此，这笔隐藏的财富的来源永远不能披露。
从1945年开始，华盛顿不得不坚持称日本从未掠夺过任何东西，而且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是一文不名，完全破产。这样，美国开始了对许多历史事实的歪曲，并使它们成为秘密。由于对金百合组织聚敛到的后被华盛顿得到的这笔财富一事必须保密，因此日本和美国民众都被欺骗了。1951年的和平条约被这些欺骗所扭曲，成千上万被迫为日本公司从事奴隶般劳动的战俘和劳工因此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为了使日本免于战争赔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私下会晤三名日本人，制定出和平条约的条款。其中一人就是宫泽喜一(Miyazawa Kiichi)，他是后来的日本首相，并多次担任日本的藏相。根据和平条约的第14条：“本条约谈判国认为日本应对其战争期间对盟国所造成的破坏和痛苦赔付战争赔款。然而，这些国家也承认目前日本的资源尚不足(以进行这样的赔款)。”为了强化日本破产的印象，第14条称：“同盟国放弃由日本战争行为所造成的国家赔款的要求以及同盟国的国民由日本战争行为所造成的赔款的要求。”通过签署这个条约，同盟国诸国等于承认日本战时掠夺的财富全部蒸发掉了，而且所有日本战争行为的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作为对同意该条约的回报，华盛顿将桑蒂所发现的“黑金”秘密地运到这些国家用来加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
{12} 由于黑鹰信托基金和政治行动基金一直是预算外资金，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数量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根据华盛顿高层消息，1960年，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把这些基金中的最大的一笔之一———M基金给了日本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作为回报，他们许诺给尼克松回扣用作其竞选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M基金当时的数目是350亿美元，据说现在其价值达到了约5000亿美元。这笔钱自那以后一直受自民党的幕后操纵者所控制。他们用这笔钱来贿选，使日本保持着一党专政，并阻止任何有真正意义的改革。类似的秘密基金所导致的腐败现象在全世界比比皆是。秘密是一种权力，权力导致腐败，不透明的权力导致秘密的腐败。
正如研究日本的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恰如其分地评论：“冷战结束了。无论美国当时怎么认为的，现在都有必要对冷战进行彻底的反思。冷战本身不再能被用来证明对冷战的代价及其未曾料想到的结果进行忽视的合理性。今天的问题不是日本转变为社会主义还是中立主义，而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美国的日本政府会如此的腐败、无能和脆弱。”
{13} 所有这些宝藏来自何处？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亚洲的掠夺被官方轻描淡写地称为是多喝了几杯的士兵的一些随意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和一些暴力行为。这是一派胡言。抢劫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60年，英法远征军来到中国华北，喝醉了酒后，变得疯狂起来，抢劫了北京郊外华丽的圆明园，砸烂了他们拿不走的所有东西，然后一把火烧毁了除一座亭阁和一间房屋外的整个宫殿。由于不相信他们抢到的黄金是真的，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士兵把其中的大部分给扔掉了。联军的司令是额尔金(Elgin)爵士，其父曾将雅典帕台农神庙里的雕塑运走。1900年，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使馆区，西方军队再次进入北京，开始了酒后的狂暴行动，抢劫、捣毁紫禁城里的财宝。但这与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间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不同在于其不是酒后的抢劫和破坏。日本人的抢劫是理性和故意的行为，特别注意抢劫有价值的书籍和手稿，而一般的小偷和普通的士兵是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日本人还特别注意抢劫亚洲的黑社会———三合会、秘宗会、黑老大，特别是从事繁荣的鸦片贸易的帮会。对于个人，日本人用敲诈的手段恐吓有钱人。从中国和朝鲜抢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和文物。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部分的被抢艺术品和文物物归其主。一些主要的文物，包括一些金铸的佛像，最近在菲律宾黑社会的隐藏地被人看见，它们是由马科斯的亲信运去的。但这些艺术品和文物中的绝大部分仍然藏在日本私人的保险箱里，或是在东京皇家收藏品中。
华盛顿向外界传递的官方信息是日本战时的精英———皇族、财阀、黑老大和“好”官们，努力结束了战争，此时，他们已贫困潦倒，他们也是一小撮“坏”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读者们将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被告知，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时，日本的统治者比以前要富有得多，战争对他们工业体系的破坏相当小。大部分可看见的破坏是数百万普通平民的火柴盒般的房屋，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看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家工厂和官 邸被摧毁，甚至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急于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堡垒”，华盛顿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脑们，免除了他们对12个亚洲国家的破坏和使之贫穷的责任。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战时领导人被处决。美国在战后占领结束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包括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控制着东亚最大贩毒网络的黑帮和教父。华盛顿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权力，其性质等于在战后使纳粹党重新在柏林上台。但这在日本却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因为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政治迫害的运动所扼杀，这种政治迫害甚过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极右势力在战时抢劫的赃物和日本财阀在战时从亚洲国家所榨取的利润的资助下得以复活。
从盟军占领日本一开始，麦克阿瑟将军、杜鲁门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员，完全知道日本在战争期间抢劫的赃物和日本上层人物所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关占领的报告承认：“占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和保护大量储藏的金、银、宝石、外国邮票、雕花瓷盘以及在日本为非法的各种货币。尽管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员收集起来，并由美国军队看护，但据了解，这些财产中没有申报的现金是存在的。”
{14}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的另一大笔财富是由黑社会教父儿玉誉义夫(Kodama Yoshio)得到的价值13亿美元的赃物。他作为日本海军少将参与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金百合行动，并专门负责抢劫亚洲黑社会。另外，他还负责日本在整个亚洲战时的毒品交易。战后，儿玉为了从巢鸭监狱出来，避免受到犯有战争罪的起诉，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1亿美元，这笔钱被存入M基金。儿玉还个人出钱创建了两个政党，后来合并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至今，华盛顿仍全力支持该党。
我们从美国一些法律行为的蛛丝马迹中可以证实美国得到了金百合行动的赃物，如检验桑蒂遗嘱的真伪、核对他交税的情况以及他存在美国、瑞士、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钱的法律证据。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全世界充斥着秘密账户，这些账户上的钱是来自金百合计划的赃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桑蒂死后，他的一些大的账户上的钱被匆忙地转到了名为退休少将兰斯代尔的名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黄金的银行账户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易手，这就提出了银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许多著名的名字与这个离奇的故事有紧密的联系。长期担任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里德(John Reed)是与桑蒂的黑钱流动有牵连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在与此案有关的诉讼中常被提到。在这些诉讼案中发挥作用的律师中，有一位是旧金山的著名律师梅尔文·贝利(Melvin Belli)，他在写给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编辑的信中说：“现在我确信世界上许多重要银行的确为桑蒂存过钱。”贝利在诉讼中写到：“被告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在花旗银行为桑蒂所拥有的金块的兑现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里德及花旗银行有系统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着上述金块，并将销售收入挪用。”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诉讼确信无疑地证明金百合行动所抢劫的财物的确隐藏在菲律宾。在旅游胜地碧瑶(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译者)附近，一位名叫罗赫略·罗哈斯(Rogelio Roxas)的菲律宾锁匠发现了隐藏在一隧道里重达1吨的金佛像和数以千计的小金砖。一听到罗哈斯的发现后，马科斯总统派打手没收了金佛像。罗哈斯后来被捕，并受到拷打和谋杀。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他的家属从马科斯的财产中获得220亿美元的赔偿。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关日本抢劫亚洲财物的证人、文件和照片证据。
1968年，马科斯总统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日本，与日本达成联合发掘的交易。根据该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回忆，他们会见了一名皇室成员，“一名高级官员，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诉他们，日本在菲律宾藏匿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财富，这需要花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搜寻所有这些财富”。
{15}另一场不同寻常的诉讼是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Norbert Schlei)在调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时，被美国财政部“咬”了一口后，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诉讼。 为了扩大竞选资金，在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后，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发现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国库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国债。为了避免难堪，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迫使债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设计时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后可被说成是伪造的。当他的顾客要求谈判兑现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时，诺伯特·施莱被逮捕了。
华盛顿和东京坚决否认这些期票(被称为“57”，在裕仁执政一年后发行)的真实性。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它们是由财政部自己印刷和制造的，并在特定的场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认。我们复制了日本和瑞士银行之间的秘密通讯，它们确认了这些期票的真实性。纽约一些与“57”有牵连的金融家还告诉我们，由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精心设置的陷害诺伯特·施莱的圈套刚被执行，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就成功地同日本自民党有影响的人物竹下登(Takeshita Noburu)就上述期票中的一种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老)布什总 统给竹下登的一封私人信件进一步促成了该笔交易。所以这些金融证券的真实与否取决于你的朋友是谁。
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经过协调一致的努力，花了60年的时间才重新获得隐藏在瑞士银行里的资产，得到了包括大众汽车公司在内的德国大公司对他们所从事多年苦役的赔偿以及收回了从他们家中和办公室里抢走的艺术品。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激励全世界其他的幸存者发出要求赔偿的正义呼声，并导致了有关人士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
这一“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上进行着，战斗的一方是幸存下来的战俘、苦役、慰安妇和平民受害者，他们提出十几亿美元的赔偿诉讼，这一赔偿要求在战后一直被神秘地拒绝。据估计，到1995年，有70万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这些受害者身后是一支不同寻常的积极分子和律师的组合，他们有着多年同德国大公司和瑞士银行打官司要求赔偿的经验。急于避开这一不断扩大的司法“发现”，有关政府正在向受害者支付欠债，为的是堵住他们的嘴。
华盛顿的做法有所不同。其做法是将这类诉讼案从州法院转到联邦法院，在这里通过政治压力和政府机构的干预驳回这些诉讼。国务院、司法部援引1951年和平条约的第14条来阻止战俘和其他受害者起诉财大气粗的诸如三菱、三井和住友(Sumitomo)这样的大公司。在2000年6月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犹他州奥林·哈奇(Orrin Hatch)主席，对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律师所说的“1951年的和平条约取消了受害者所有权利”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有权说‘巴丹死亡之旅’的受害者见鬼去吧，你们这些受到虐待的人放弃你们的权利吧，因为我们有权这样做?……从宪法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有权剥夺这些个体公民权利只是因为他们在条约里进行了这样的规定？……我们没有让日本政府赔偿。我们只是叫那些做了坏事的公司赔偿。今天，这样的一些公司有着几十亿美元的资产。”
尽管还有其他代表受害者的呼吁，2000年9月21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恩· 沃克(Vaughn Walker )还是做出了对美国战俘和其他受害者不利的判决。沃克说他同意政府的立场，这些诉讼案“具有潜在的扰乱半个世纪外交条约的因素”。他判决和平条约已解决了所有的赔偿问题，并对这些诉讼不予受理。{16}他说破坏自战争结束以来就存在的微妙的日美外交联盟是很危险的。另外，三位前驻日大使也令人难以置信地称这些美国前战俘实际上是“恐怖分子”。
华盛顿用来阻止这些诉讼所花的精力和时间的确很奇怪。整个问题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驻日大使托马斯·福利(Thomas Foley)非常坚决地拒绝向战俘和其他的苦役进行赔偿，认为“和平条约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所有主张”。他的副手克里斯托弗·J. 拉夫勒(Christopher J. Lafleur)一有机会就附和他的立场。对受害者来说，有趣的是拉夫勒的妻子被住友公司聘为顾问。住友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企业集团之一，战时曾大量使用劳工，也是诉讼的对象。福利作为大使的任期一到，返回美国后，就到另一家大的企业集团三菱任待遇丰厚的顾问职务。
三菱也是战时使用劳工最多的公司之一。也许更耐人寻味的是拉夫勒的妻子是日本前首相、藏相宫泽的女儿，宫泽就是1951年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秘密谈判和平条约的三位日本人中的一个。在任命驻日外交官时，利益冲突似乎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是能够被任命的一个条件。 今天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东京和华盛顿在金融方面进行了勾结，这些证据足以对此举行国会听证会和审计署的调查。在半个世纪的外交谎言掩盖后，现在是摘掉“国家安全”这块遮羞布的时刻了。在这块布后面有许多勾结、腐败和各种利害冲突，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
在我们调查这个问题的18年中，我们深深地怀疑有关金百合的证据中所涉及的巨额资金的问题。据权威的说法，世界上共有约130000吨加工过的黄金，包括金块、金币和装饰类的黄金，如金手镯、项链或戒指。官方有关黄金拥有量的记录表明，拥有超过世界75%人口的亚洲的黄金拥有量不到全世界总量的5%，这一统计数字从表面看有些荒唐。至少，在西方，黄金法则就像重力法则一样灌输给我们。
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知道究竟有多少黄金。我们不知道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了多少黄金，因为当黄金到欧洲时，其中大部分已到了欧洲银行世家的手中，如福格尔家庭(Fuggers)和韦尔泽家族(Welsers)。他们赞助了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行动。福格尔和韦尔泽对如何处理这些黄金守口如瓶。除了了解他们很富有和以多种聪明的方式分散他们的财富外，我们无法知道克虏伯(Krupps)、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s)、奥本海默(Oppenheimers)、沃伯格(Warburgs)或者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家族的确切财富。1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今天约有23万亿的美元在这些富人的手中，其中大部分沉睡在大洋彼岸的私人账户里。
在那里，银行的不透明及地方法律保护着这些资产，就连税务官员、配偶、商业伙伴以及客户也不了解它们的情况。我们对亚洲和中东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富商大亨以及犯罪组织所拥有的黄金数量的了解就更少了。富可敌国的西方王公贵族可能拥有银行、石油公司，他们甚至控制政府，但是富有的亚洲人从不相信政府或是银行，而是更宁愿以小块金砖、白金等形式来保持他们的财富。在中国，这种绝对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相当确信，在亚洲，这种隐藏起来的财富数量远远超过在欧洲和北美洲自银行体系(如我们所知道的黄金市场建立后的4个世纪里所积聚财富的数量。即便是美国政府也拒绝透露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最后一次公开审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简言之，黄金是世界最大的秘密之一，这种保密也是很有道理的。
(Extracted from : http://book.sina.com.cn/nzt/his/goldwarriorsgoldwarriors/13.shtml )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确切地估计有多少黄金被抢劫，多少被隐藏，多少被秘密地收回，或者多少黄金有待去被发现。由于所有这些谎言和欺骗，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十分肯定地知道这类问题的细节。当我们研究日本皇族成员竹田宫最初藏宝图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许多含义隐晦的标记和一个似乎在表明藏宝库储藏了价值777万亿日元宝藏的符号(推测是1944年的价值，当时的汇率为4日元比1美元)。然而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个数字是否精确以及其他的标记是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编码的。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些标记上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发现 这样一个藏宝库里存有多少宝藏，我们必须寻找确凿的历史证据———1975年10月，马科斯总统在特雷萨-2(Teresa-2)藏宝库里实际发现了多少财富？根据一位曾参与清理这些宝藏工作的人透露，当时从一个隧道里运出了价值80亿美元的金砖。
在本书中以及本书所附的相关证据里，我们用文件证明了大量战时掠夺来的赃物是如何至今仍然保存在诸如花旗银行、蔡斯银行、香港上海银行集团(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和瑞士联合银行这些国际大银行及其他银行的保险柜里。我们提供了有关信件、合同、运货单、政府的税单、保险单的影印件以及与中间人的采访记录，这些中间人从事了“黑鹰计划”的大笔交易。
我们用文件证明一个秘密联合账户是如何在日本三和银行里建立起来的，这一账户是由麦克阿瑟和他的老对手裕仁天皇联合拥有的。这一账户被叫做“昭和信托”(Showa Trust)，根据裕仁的年号命名，其名下的资金是如此的多，到1982年年利息就达到了10亿美元。我们还确认了昭和信托基金三位托管人之一的身份。我们的文件显示马科斯总统是如何发现这一账户的存在，并如何以此来勒索日本政府的。我们的文件还包括战后在陆地和海上发掘这些黄金行动的照片；桑蒂和兰斯代尔从1945年至1949年仅找到这些财富的一部分。10年后，当日本开始单独或与他国一起重返菲律宾来收回这些宝藏中的一部分时，又有了一批重大的发现。
我们得到独家调阅60000卷文件和数百小时录像带的权力。这些录像带是由美国采矿专家和冶金化学家罗伯特·柯蒂斯(Robert Curtis)在过去的25年里拍摄和收集的。1975年10月，他本人在特雷萨-2(Teresa-2)这个地方亲自参与了为马科斯总统发掘价值80亿美元的金砖工作。在差点被马科斯谋害并逃出菲律宾后，柯蒂斯对记录这些财宝历史的重要性着了迷。在为马科斯设计发掘5个主要金百合藏宝点的过程中，他有机会亲自研究许多在马尼拉市内和周围的藏宝点，使他对金百合工程师所应用的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如今，他有一份缺席判决，要求他分享马科斯财产中的那一部分黄金，其价值为78亿美元。
在他为马科斯总统工作的那几个月中，他拍摄了由日本的地图制作者为秩父宫准备的175张原版藏宝图中的172张。在本书中，我们引用了这些地图的一些复印件。
本书中，我们还讲述了日本打捞“奥普顿·诺特(Opten Noort)”号的传奇故事。这是一艘荷兰的定期客轮，被日本俘获后伪装成救护船，并被金百合行动用来安全地运送财宝。1945年返回日本后，它被日本海军在舞鹤(Maisaru)海军基地附近凿沉，当时船上还装有数吨重的黄金和白金。
1990年，这些财宝被打捞出水，当时潜水的日本打捞船和澳大利亚打捞船的名字在我们复制的照片中清晰可见。
本书中还包括了中央情报局马尼拉工作站站长的亲笔信和绘制的图表，这些东西表明一些美国参议员、政府官员以及五角大楼将军们是多么希望使用从菲律宾获得的金百合的财富，并与约翰·伯奇社(John Birch Society，美国民间组织。1958年12月9日成立，以反对共产主义，提倡极端保守主义为宗旨。———译者)和(韩国的)文鲜明统一教团(the Moonies)合作，创建一个由他们所控制的新的军工联合体。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施魏策尔(Robert Schweitzer)和陆军将军约翰·辛洛布(John Singlaub)在香港一家旅馆有关发掘黄金讨论的录音带确认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曾领导一个被称为“企业”的影子政府的退休海军和陆军将军，试图策划进一步发掘藏于菲律宾的日本战时掠夺来的财富。由于被一种认为日本人在1942年曾挖了一个深达400英尺深的洞穴来藏匿金砖的说法所误导，他们的人在一幢房屋也掘地400英尺。由于这个洞300英尺以下已在水里，他们调来了美国海军的深水潜水员和减压仓用以完成这一发掘任务。在历经辛苦和100万元的开销后，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只好放弃。我们记叙了多次类似的失败冒险，以表明全面的揭露是非常需要的。
马尼拉对面八打雁(Batangas，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港口城市———译者)的海岸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藏宝点，有朝一日，这个地方可以建成一个金百合的主题公园。近年来，它一直是日本方面发掘这批财富的目标。它是一个很高的海岬，俯瞰着南中国海，上面有许多隧道和炮台，因而得到了“大炮”(Navarone)这一绰号(“大炮”一词的比喻取自于1961年，美国著名导演戴维·尼文(David Niven)执导的电影The Guns of Navarone———译者注)，我们被要求不要透露有关其地点的更多细节。这一综合建筑群是日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征服菲律宾的长远战略而建造的。1944年，它的里面装满了各种宝藏。自那以后，其中的3个隧道被日本人开启，发现了几卡车的金砖。他们被其发现冲昏了头脑，结果他们没有进一步搜寻，更深处的隧道似乎没有被动过。
所有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让我们从头说起，从朝鲜开始。
注 释
① 参见第六章的军事日期和细节。到1945年5月5日，美国军队挺进山区进展神速以至山下不得不放弃邦都(Bontoc )和碧瑶(他的防御三角中的两个角)，他开始把他的部队撤到 巴姆邦和巴加巴格之间，并沿阿辛河撤到开延干地区。在6月1日至4日，山下的反坦克部队与美国的第775坦克营打了一场运动战，加速从巴姆邦撤到开延干地区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活埋工程师的事件。
② 竹田宫亲王的“红色系列”8号隧道的地图复制品收在我们的附录中以及关于罗伯特·柯蒂斯的CD光盘里。
③ 怀俄明州的律师乔治·F.盖伊(George F. Guy)是山下律师团中的一位，他为最高法院历史协会写了山下的投降及其审判的情况。参见乔治·F.盖伊：“The Defense of General Yamashita” in Yearbook 1981 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 网址：www.supremecourthistory.org/myweb/81journal/guy81.htm
④ 山下司机的姓名以及他受到拷打的情况是由接近圣罗马纳的人士提供给我们的。这些细节得到了中情局退休人士的证实，但他们要求不要提到他们的姓名。1975年，佛罗伦丁诺·维拉库塞斯(Florentino Vilacrusis)上校向罗伯特·柯蒂斯提供了类似的情报。维拉库塞斯说在东京与栎原爵士(Lord Ichivara)会面时(参见第十章)，他得知圣罗马纳拷打了小岛少佐，后来小岛用从另一位囚犯那得到的一把黄油刀自杀。2001年，柯蒂斯向作者讲述。
⑤ 似乎山下将军知道他的司机受到拷打，实际上是代他受过。日本人和许多西方人认为山下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因而当他知道他的助手受到可怕的折磨，包括电击、药物和用水来折磨，而他自己却幸免于难深感痛苦。
⑥ 兰斯代尔后来声称，战争结束时，他是一名少校，被派到马尼拉的G-2情报部工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到马尼拉的。他在1948年11月被提为陆军司令部G-2副主任时，军衔才升为少校。参见Lansdale：In the Midst of Wars，第4、11页。
⑦ 读者在每一章的尾注里以及本书的附件和与之相配套的CD光盘里将发现大量资料来源的注释，包括信件、文件、采访个人。我们的网址: www/bowstring.net。
⑧ 此时，史汀生已辞去其战时的职务，但仍然积极地参与了(这个行动。
⑨ 有关麦克阿瑟的这次行程，没有公开的记录，但我们有许多消息来源证实了这次旅行。这些消息来源说在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与安德森在吕宋岛。对麦克阿瑟来说，从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秘密飞往马尼拉附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⑩ 一份给英国外交部长的照会清楚地表明了这点。这一照会是由远东地区英国平民被拘留者协会官员在编号为92591的英国外交文件里(第4页发现的，他们的发现能够在网上看到。网址为：www.abcifer.com/ww2/newpage1.htm.。在阅读了《大和王朝》一书后，他们与我们的出版商联系，分享他们的发现。
{11} 这些贷款涉及的美元数额非常之大。这些文件包括瑞士公共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保险费。参与这些贷款的银行还有UBS， 图兰·阿列姆联合银行、 Schweizerische Metal 银行、 联合银行和维也维中央联合银行。我们被要求不要复制这些文件。
{12} 参见注⑩。
{13} 约翰逊的评论可以从日本政策研究所(JPRI)的网站得到。
{14} 参见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Macarthur in Japan: The Occupation: Military Phase， Volume 1 Supplement. Washington， D.C.: Facsimile Reprint， 1994，第223页。
{15} 转引自维拉库塞斯上校的Presidential memoranda。 {16} 有关沃恩·沃克的判决，参见THE JAPAN TIMES ONLINE， “US Judge Cites Treaty in Rejecting POW Suit”。 网址：www.japantimes.co.jp;information 和中日战争史维会的网址：www.sjwar.org. 判决是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加州北区法院作出的。编号：Case NO.MDL1374。2001年10月，另一个共同起诉一个或几个原告人代表与他们有同一利益的其他大批人而提出的诉讼在芝加哥联邦法院进行，该诉讼要求1万亿美元的赔偿。该诉讼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驳回。参见“U.S. War Compensation Suit Seeks $1 Trillion， Friday September 7， 2001， Nichi Bei Times.”
日本强行占领我国东北，使中华大地充满着愤怒和恐惧。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吞并中国其他的领土，直到把整个中国变成其殖民地。
①一位满铁公司的研究员说:“我们更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良好的愿望……没有传递给中国大众。” 在上海，有人抬着裕仁天皇的画像游行，画像的胸部心脏处刺着一把纸做的匕首。中国报纸报道了在朝鲜有人试图刺杀天皇，但子弹击中了另一辆车。
②10天后，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Nichiren）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日本在满洲的胜利 。激怒的中国人袭击了这5人，并当场打死了其中1人。这些“和尚”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是特务组织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
③ 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个或更多的特务被打死，这样日本就可以“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公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是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火力强大的战舰以保护日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商业利益。没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本海军上将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动员了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居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自称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枪、步枪、刀和棒球棒加入进来。很快，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在裕仁的批准下，9万名日本增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
④开始是凌乱的枪击，接着是大炮、军舰上的火炮和日本飞机对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万人无家可归。
⑤西方人士在相对安全的租界的房顶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日本占领朝鲜和东北的时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过程。在上海，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残忍和滥杀的见证人。记者们常被困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欧内斯特·豪泽（Ernest Hauser）写到:“狗和鼠在庆祝它们自己的节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尸体。”东京受到强烈的谴责。在伦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是“严重的错误判断”。美国银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称，日本的行动使得向日本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成为不可能———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银行。3月2日，在战斗了34天后，十九路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单方面停火，接下来的是正式停火协议。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拖延行动，因为日本军队将在1937年夏再大规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务。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腐败、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在我们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为《边缘的老爷们》一书中，我们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的起源，追溯到现在华侨巨富的全球网络。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为了进展顺利，他们先暂时和中国的黑社会建立合伙关系，中国黑社会的这些人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正是这些流氓恶棍，造成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两国黑社会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国沿海地区福建省的私人企业家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远至东非和阿拉伯国家。每一个私人贸易组织都有自己的海军和水兵，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他们用这些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国海盗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在那儿，他们受到当地大名的保护。日本武士也经常随同他们到富裕的江南抢劫。到20世纪，中日黑社会再次联合也是顺理成章。
http://book.sina.com.cn/nzt/his/goldwarriorsgoldwarriors/16.shtml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金百合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些财富的走向———确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库中。它是一个皇室组织，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黑社会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计划就是榨取那层奶油。
如果说在恢复中日黑社会历史悠久联盟的背后要有一个天才的话，那么他就是土肥原将 军，他是那个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情报官。他一生中遍迹亚洲。他策划了对满洲的占领和溥仪的绑架。他的个人小圈子里包括日本最大的黑手党人、最厉害的流氓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在满洲，他同“两ki三suke”小帮派密切合作，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专家星野直树。星野领导鸦片专卖局，后来成为天皇内阁官房长官。他还同许多中国黑社会的头目称兄道弟，这些头目大都来自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由3个不同的政府管理，最大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上海市政府，除此以外，还有2个繁荣的外国租借地，这是19世纪外国列强从清政府处得到的租界。面积较小的是法国租界，人口约为50万。说其是法国租界，其实有点夸张，因为租界里仅有2400名法国平民，300名法国宪兵。其余的居民则为14000名不同国籍的欧洲人，包括白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宁愿接受法国总领事的绝对统治，而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手下官员巧取豪夺式的专制独裁。法国租界也是青帮及其头领杜月笙的地盘，杜是中国最大的帮会头目，正是在杜及其打手的帮助下，蒋介石在1927年控制了这座城市。当时暴徒和国民党军队联合清洗了市内的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中国军阀政治多变，蒋介石只是一个新的领袖，青帮头领情愿居住在法租界里，受法国当局的保护，而法国当局得到杜的慷慨捐款，对他贩毒、开设妓院和赌场等行为亦视而不见。
第3个政府是公共租界，以英国人的行政管理为主，美国人其次。公共租界里，外国居民不到4万人⑥，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日本居民的人数上升很快，这些人中有商人、银行家、旅馆经营者、黑手党人及不断增多的特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人成为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居民。
⑦由于对公共租界管理层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有敌意，大部分日本黑手党人住在上海近郊虹口一个被称为“小东京”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出售毒品和枪支。
整体来说，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最大。中国所有外国财产中，38%为英国人所有。英国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船运，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在管理，到1931年，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几乎达到10亿美元，其中75%在上海。
⑧但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921年时，英国与日本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英国屈于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同意终止英日同盟。正如丘吉尔所说的，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看作是西方世界受到亚洲强国的刺激”。
⑨这一事件发生在战末《凡尔赛和约》谈判之后。在凡尔赛谈判中，日本人试图通过一个种族平等的协议，但遭西方拒绝。随之而来的英日同盟结束，使日本人感到被双重抛弃和出卖。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报复，准备对西方发动战争，让英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裕仁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Higashikuni）和姑夫朝香宫，在其私交圈中挑选了一些最狂热的、报复心强、诡计多端的军官、黑手党、金融家。在大财阀的支持下，在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以工业建设为掩护，建设军事项目，包括机场、港口以及对沿海进行勘测。在上海市中心的河港，日本公司购买了3个大码头，并让工人在连接这些码头的地下挖隧道通到江湾路上的日军司令部。
⑩ 并不是所有人都上日本人的当，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够瞒过青帮首领杜月笙，他什么好处都想占，任何秘密非法的活动都必须得到他的许可。
{11}如果有商人不向他交纳保护费，就会被绑架，遭到枪击，或者房子挨炸、被烧。有一次，杜月笙绑架了蒋介石的新娘宋美龄，以提醒蒋究竟谁是老大。
{12} 1932年，年仅44岁的杜老板已有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来自于他在上海及长江中下游直到内地的广大地区所控制的赌场、妓院、酒场、商店、海洛因买卖所得利润。杜月笙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白手起家的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名叫高桥的肮脏的贫民窟里，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在一家粮店当苦力。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杜月笙过黄浦江来到上海滩，在河边卖水果，接着改卖鸦片和海洛因。后来，他成为法租界毒品生意首领的差使。该头领绰号为“黄麻子”，是一名探长，也是青帮的创始人。当时有3个帮派———红帮、青帮、蓝帮，相互竞争，控制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年轻的杜月笙使黄麻子认识到他们应该可以停止争斗，彼此合作。后来，红帮和蓝帮衰落，杜的青帮继而控制了上海和周围地区的全部“生意”。
{13} 1932年，日本对上海发动第一次进攻时，杜月笙组织了数千名青帮打手与侵略者战斗。蒋介石赞扬他英勇的爱国精神，但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为帮派利益而战。长江三角洲是杜的地盘，他不愿日本黑社会与日本军队和财阀勾结在一起，破坏他对赌博、卖淫和毒品业的控制。最终，青帮、国民党和日本制订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妥协方案，他们瓜分这些“行业”的利润，正像1932年前红帮、蓝帮和青帮所做的那样。
http://book.sina.com.cn/nzt/his/goldwarriorsgoldwarriors/17.shtml
当时，上海职业化管理的赌博业规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每星期的收益超过100万元，杜月笙在福煦（Foch）大街3层楼的福生赌场为他的顾客提供配有驾驶员的豪华轿车接送。
{14}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赛狗赌博生意也非常兴隆。
{15}上海有10万多妓女，
{16}妓院、夜总会和舞厅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妇女。最著名的歌舞厅是法伦（Farren）和德尔蒙特（Del Monte），在那里，顾客付钱与白俄女子跳舞。
{17} 日本人也参与到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 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
{18}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
{19}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
{20}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
{21}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
{22}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
{23}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
{24}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
{25}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
{26}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1936年底，东京已准备好在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先是在北京郊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攻占这个北方的首都。1937年7月7日，驻丰台卢沟桥附近的一名关东军的连队长命令士兵向中国军营开火，以报复一个虚构的“对日本军队的侮辱”。
{27}裕仁天皇开始不愿意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因为他更关注列阵于满洲和西伯利亚前沿的苏联军事力量对东北日本军队不断增加的威胁。但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向他保证:“与中国的战争可以在2～3个月内结束”。
{28} 中国领导也错误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内弟、财政部长宋子文嘲弄地说:“3个月内……日本将处在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
{29}双方的估计都严重失误，卢沟桥事件升级为一场中日战争，它使近100万日本军队陷入其中8年，并使中国面临破产和革命。 几周内，华北的京津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与日本占领满洲后国际社会的默然接受不同，此次进攻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谴责。美国罗斯福总统威胁要进行贸易禁运，作为对付“日本侵略瘟疫的方法”。
{30} 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因为这是其权力的惟一保证，蒋介石把华北让给了日本人，撤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使冲突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发生了变化，上海和其他城市被暴露在日本的攻击范围内。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对在上海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以此让美国和英国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卷入冲突。4天后，国民党的3个精锐师进入上海市区。8万名中国士兵向虹口驻有5000人的日本军营发起进攻。
{31}日本在整个上海共有9万名兵力，许多仍在位于黄浦江的军舰上，很快，中国军队增加到30多万人。但蒋介石的犹豫和错误决定浪费了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日本军队在战术、训练及装备上优于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8月14日，中国空军也投入了战斗，打算炸沉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Izumo），总共4架中国飞机都过早投弹，结果炸弹落到上海市区拥挤的街道上，后果惨重。
{32}(轉貼自:http://book.sina.com.cn/nzt/his/goldwarriorsgoldwarriors/18.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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